映象新闻

[1]《监察法》作为新中国第三部反腐特别法，是中国特色独立监察权行使的纲领性文件，监督职责只有真正成为反腐第一生产力，中国腐败治理才能真正走出困局。

归根究底，这都是工会过度集权所致：会员不但把发起谈判要约、追究企业违约责任的权利全部让渡给了工会，而且还把工会怠于履职时的救济权过多地出让给了工会。这是美国集体劳动关系法衰落的重要原因。

[9] 然而，在我国，劳动关系的集体化却并未带来集体劳动关系法的大发展。一方面，集体劳动关系法的价值基础薄弱，不仅长期被维稳思维所压制，而且与经济增长的追求相抵牾，在法律改革议程中长期处于边缘。[48]参见前注[43]， Derek C. Bok ＆ John T. Dunlop书，第261～262页。目前，工会虽然名义上只是职代会的工作机构，但是职代会的议程、人事、程序等几乎完全由工会来决定，这就不可能发挥监督工会的作用。三是规定工会官员对工会和会员群体承担受信义务。

此类纠纷共21起，占集体合同纠纷的42.9％。该法首次以立法形式在全国范围内承认了工会结社、集体谈判和发起争议行动的正当性，被公认为美国集体劳动关系法兴起的标志。比如，社会主义国家要不要宪法？如果要宪法，又要一部什么样的宪法？在宪法中又如何确立包括党政关系在内的一系列重大政治、经济和社会制度的事项？社会主义国家要不要宪政？要不要实行宪法监督，如果要宪法监督，它与宪政是什么关系，又如何进行制度设计？[2]当年制定宪法的历史以及宪法实施几十年的实践表明，这些问题的确没有完全认识清楚。

按照1982年宪法的设计，党的领导写在序言中，故其法律效力又有争议。笔者认为，为保证宪法有关党的领导的贯彻实施，采取这一措施是十分必要的。按照修改后的宪法以及党的十九大报告等各类权威表述，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不仅是宪法规定的国家权力机关，更是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下的重要政治机关和工作机关，其行使职权的一项重大政治原则。有的观点可能会提出：全国人大常委会能否对党中央的决策举措进行事后的合宪性审查监督？答案显然是否定的：不能。

单纯从法律上看，全国人大常委会负有保证宪法实施的职责，似乎可以对党中央进行宪法监督，但是，如果从政治上看问题，就会发现，由于政治常常是高于法律的，法律虽然也能规范政治，但它首先又是政治的延续和具体化，全国人大常委会必须坚持党中央的集中统一领导，它保证宪法遵守执行的职责，只有在党的领导下才能开展，这样，它怎么可以离开了党的政治领导，简单地、孤立地从法律上对党中央进行宪法监督呢？ 另外，全国人大常委会必须维护党中央的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不折不扣地贯彻落实党中央的重大决策部署，维护党中央一锤定音、定于一尊的权威。在中国尤其应当如此，因为中国共产党是国家的最高政治领导力量，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在党的领导下建立的，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是党中央领导下的重要政治机关和工作机关。

宪法监督和宪法实施有十分密切的关联，几十年来，大家对这两项工作似乎有很大的不满足甚至尖锐的批评。他说：人民自觉接受宪法确认的党的领导，一切弱化、反对、否定党的领导的言论和做法都是从根本上违反宪法的，必须从法律上进行抵制和追究。全国人大常委会可以专门做出宪法解释，首先说理性地阐明西方宪政的几条要害内容，在这个基础上对宪法中一些容易滑向西方宪政的模糊性内容做出明确的界定和限制。这个关系认识清楚了，对于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准确把握自身宪法定位，在党的领导下认真落实宪法法律赋予的职责，开展宪法实施和监督，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

[6]参见沈春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宪法重要论述精神，全面加强宪法实施和监督》，《法制日报》2018年5月23日，第2版。[4]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习近平关于全面依法治国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5年版，第37页。这两句话我们已经耳熟能详，但并没有特别重视两者之间的关系特别是可能发生冲突的关系，在没有对党的一些组织和负责人的违宪行为开展全面的宪法监督之前，两者之间的冲突没有凸显出来。建议有关方面对这个重大问题予以慎重研究。

笔者认为，对宪法监督除了要做法律意义上的理解外，恐怕还要做政治意义上的理解，在有些情况下还要将政治和法律上的意义结合起来理解。全国人大常委会与党中央的这一关系也说明，党中央不会存在违宪的情况。

进入 刘松山 的专栏 进入专题： 宪法修改 党的领导 违宪主体 西方宪政 领导方式 。按照党章的规定，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按照宪法的规定，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

设想全国人大常委会可以对党中央进行宪法监督，实际是仅仅从法律思维出发考虑问题，但在一个国家的整体治理秩序中，除了法律思维外，还必须用政治思维来考虑问题、设计制度，而且，在很多情况下，政治思维是先于法律思维、优于法律思维的。如何保证党中央在宪法的范围内活动呢？确切的说法和做法恐怕是，党中央在出台决策举措之前，如遇有宪法理解和适用的问题时，全国人大常委会应当为党中央提供合宪性咨询，或者配合党中央以适当方式做出合宪性安排，这就是落实党的十九大报告，使其成为担负起宪法赋予各项职责的工作机关的要求。比如，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这次之所以写入宪法第一章总纲，就是因为制定1982年宪法时对这个问题的认识受到历史阶段和背景的影响，在宪法设计时没有明确写到正文中，而现在对这个问题认识清楚了，就修改宪法，将党的领导写入宪法正文。党作为一个整体会不会违宪的问题解决后，需要研究的就是，党的各级组织和领导干部会不会违宪以及违宪后如何监督的问题了。然而修改宪法后，情况就发生重大变化了。这样，进一步的问题是，如何准确理解《宪法》第51条的规定。

这就要求我们，不能对这样一部好宪法中上述内容做不科学的甚至错误的否定和限制。结合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和党的十九大报告的表述，由宪法延伸开去，就可以清楚地得出结论：中国共产党是国家的最高政治领导力量，在宪法确立的国家政治体制中处于领导核心地位，人大及其常委会是在党领导下的工作机关。

有的问题当时认识清楚了，但随着实践的变化，又变得不清楚了。[2]参见刘松山《1982年宪法的精神、作用与局限》，《华东政法大学学报》2012年第6期，第73-75页。

这里要单论一下结社自由。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

这是个十分重大的提法，它对传统意义上人们所理解的宪法监督可能会带来多方面需要研究的问题。认识和解决这个问题，首先还是要回到1982年宪法的立宪原意。对社会主义的认识不清楚，制宪时就埋下了问题和隐患。所以，在宪法监督体制方面，党中央的集中统一领导是根本原则，是前提和首要条件。

宪法规定的公民结社自由，没有排除公民的政治结社自由甚至组建政党的自由，与西方宪政中的所谓多党制也有相似相通之处。文章来源：《地方立法研究》2019年第2期。

现在的国家监察法实际就是追究这类违宪行为的一部重要法律。在这个意义上，如果对宪法监督做十分广泛意义的理解，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做法，大概可以说成是一种政治和一定范围的法律相结合的合宪性审查或者宪法监督。

同时，对其他一些可能引起与宪政相关联的宪法内容也做出限制性解释。建议有关方面对这个问题慎重研究，并以适当方式做出权威说明，以在理论和实践中达成重大共识。

如果说从《宪法》第51条还不能推导出公民不得进行政治结社的话，那么，还可以结合宪法序言中有关党的领导和统一战线的规定进行理解。核心的问题是，如果不服从党的领导，是不是就属于违宪，并要追究其责任？对这个问题，2018年3月27日，栗战书委员长在宣传贯彻实施宪法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已明确提出，并给出了答案。比如，是不是要修改刑法，对那些严重的反对和否定党的领导的言论和做法确立专门的罪名，进行针对性的定罪量刑？比如，要不要修改相关的诉讼程序法，对那些严重反对党的领导的言论和做法，规定专门的侦查、起诉和审判的程序？笔者认为，这些问题都是可以也有必要进行研究的，是落实宪法规定、解释相关疑惑的重大课题。相应地，它对宪法监督特别是传统意义上我们对宪法监督的认识，也提出了挑战，需要认真研究其中的重大宪法问题。

长期以来，这个问题没有得到应有的思考和回答。（七）是否有必要通过宪法解释或者制定修改相关法律的方式，明确拥护党的领导是公民的一项严肃义务 结合修改后宪法的相关规定以及一些重要文件、领导人讲话特别是栗战书委员长的前述讲话，可以得出一个清晰的结论，即：拥护党的领导已经成为公民的一项严肃义务，甚至是各类法律义务中的首要义务，因为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而公民生活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当然有拥护党的领导的义务。

他说，宪法在其他部分规定了公民在行使各项权利的时候，不得损害国家的、社会的、集体的利益和其他公民的权利（即现行《宪法》第51条的表述），有了这个表述，就可以不再加限制词，关键在于要制定一系列具体法规，来保证公民正确行使这些自由，防止滥用[7]。建议有关方面对这一重大问题高度重视，慎重研究。

如前所述，原来宪法在序言中叙述了党的领导，但在正文中又明确规定全国人大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并赋予了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十分重要的职权，而序言的法律效力在认识中又一直存在不同意见，除了前面所说的全国人大常委会能否对党中央进行宪法监督之外，实际还有一个如何认识和处理地方各级党委与人大及其常委会的关系问题。所以，从这个角度看，按照1982年宪法的立宪原意，公民的这三项自由毫无疑问是受到限制的，不是绝对的，与西方宪政中的所谓言论自由和结社自由不能画等号。